与
哀悼
抑郁
作者：
弗洛依德
译者：
马元龙
对抑郁症的分析讨论，往往会回溯到弗洛伊德年的论文《哀悼与抑郁》。
在文中，弗洛伊德比较了抑郁与哀悼，揭示出前者的某些性质——“对象丧失”变成了“自我丧失”。
梦可以被我们当作各种自恋性的精神紊乱在正常生活中的原型，现在我们将通过比较忧郁症和正常的哀悼情感，以此来尝试解释一下抑郁症的性质。
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绝不能高估我们所做诸结论之价值。
即使在描述性的精神病学中，抑郁症的定义也是动摇不定的。
抑郁症具有各种临床形式，将这些不同形式归类纳入一个单一的类别似乎未见成功；其中一些形式让人想起的不是心理疾病而是躯体疾病。
除了这些每个观察者皆可获得的印象，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局限于数量有限的事例，但其心理性质则是无可置疑的。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认定所有断言对于我们的结论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因为借助我们可以支配的调查，我们通过反思知道，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在所有精神紊乱中都具备典型意义，至少也在其中一小部分精神紊乱中具有典型意义。
抑郁症和哀悼的相互关系似乎为人们对这两种情况所做的一般描绘所证实。而且，对这两种情况来说，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论，源于环境影响的诱因是相同的。
哀悼通常是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
在某些人身上，这些相同的影响所导致的是抑郁症而非哀悼，我们因此怀疑他们具有一种病态的气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哀悼涉及到主体与正常的生活态度严重分离，但它绝不会让我们将其当作一种病态的情况，并且认为它需要求助于医学治疗。
我们认为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时间的缓解即可，并且认为任何干预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有害无益。
抑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
当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在哀悼中同样可以遇到时——只有一种特征例外，这幅图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在哀悼中是没有的，但其他特征则相同。
深沉的哀悼，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起的反应，包含着同样的心灵痛苦，同样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同样失去爱上一个新对象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取代了他），同样逃避任何可能使其联想到他的活动。
显而易见，这种抑制和画牢自困所表达的是对哀悼排他性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为其他目的和其他兴趣留下任何东西。
的确，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如何解释哀悼所以我们才不把这种态度视为病态。
而且，将哀悼情绪称为“痛苦的”情绪，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比喻。
当我们能够对痛苦的经济学做出准确的定义时，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了。
哀悼在哪里执行其工作呢？
我并不认为以下列方式呈现其工作有任何牵强之处。现实已经表明所爱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这进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都应该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
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对——这是一个普通观察都可以发现的事实：人们决不愿意放弃一种力比多立场，即使已经有一个替代品在向他们招手。
这种反对有可能如此之强烈，以致主体竟然会逃避现实并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幻觉性精神症为中介从而继续依附原来的对象。
正常情况下，尊重现实才能赢得生活。
尽管如此，这些命令却不会得到立刻服从。它们是一点一点逐步得到执行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发泄很多精力，与此同时，失去的对象在精神上得以延续其生存。
在力比多与对象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和期待中，每一个单独的记忆和期待都得到了培养和过度贯注，力比多的分离就是针对它而完成的。
为何这种妥协——现实的命令因为这种妥协而得到逐步执行——是如此之痛苦，这不是一个根据经济学可以轻易解释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的不悦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是，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
现在且让我们把从哀悼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抑郁症中来。
在一些事例中，抑郁症显然也是因为丧失所爱对象而起的一种反应。但在诱因的差异之处人们可以辨认出这里有一种更加典型的丧失。
对象不一定真的死去了，而是不再能作为一个爱恋对象了（比如一个被抛弃的已订婚女子）。
但在其他一些事例中，人们可以确信这种丧失确实发生了，但不清楚究竟丧失了什么。
因此，猜测患者不能从意识上觉察他所丧失之物也是完全合理的。
其实，即使患者知道引起其抑郁症的丧失，这一点也是成立的，但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即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在他那里究竟失去了什么。
这就意味着抑郁症以某种方式与从意识中撤回的对象—丧失联系在一起，这和哀悼是相反的，在哀悼中，没有什么与丧失有关的东西是无意识的。
在哀悼中，我们发现兴趣的抑制和丧失可以用吞并了自我的哀悼之工作加以充分说明。
在抑郁症中，未知的丧失会导致一种类似的内部工作，且因此对抑郁性的抑制负责。差别在于，抑郁症患者的抑制似乎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不能理解那整个吞并了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除了哀悼之中没有的东西，忧郁症患者还展示了某种别的东西——自我评价异乎寻常地低，自我大幅度地变得贫乏。
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抑郁症中，变得贫困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
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
他在所有人面前贬损自己，并且对他的亲属们深表怜悯，只要他们和这种乏善可陈的人有关系。
他并不认为他发生了变化，而是将其自我批评追溯到过去；他宣布他自己一点也不好。
这幅虚妄的（道德）自卑图画最终由失眠和厌食完成，在心理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本能的战胜而完成的，本能驱使一切生命体维护生命。
从科学和治疗的观点去反驳这个谴责其自我的患者同样无济于事。
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必定是正确的，他必定是在描述某种对他来说似乎如此的东西。
的确，我们必须立刻毫无保留地确认他的部分陈述。他的确如其所说缺乏兴趣，没有爱的能力和成功做事的能力。
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只是次要的东西；正是内部工作的效应消耗了他的自我工作，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自我的工作，但它和哀悼的工作类似。
在我们看来，他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自我谴责也是合理的；与其他非抑郁症患者相比，他似乎在发现真理上目光更加敏锐。
在强烈的自我批评状态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可怜的、自私自利的、不诚实的、缺乏独立性的人，一个把隐藏自己的缺点当作惟一目的的人。
就我们所知而言，或许他更了解他自己。我们惟一好奇的是，何以人必须患病才能接近这类真理。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对自己抱有这种观点（哈姆莱特对自己和他人都持这种观点），并在他人面前表达这种观点，那么他一定是病了，不管他正在述说的是真理，还是多少对自己有失公允。
发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那就是在自我贬损的程度和真实的辩护之间并无一致之处——就我们的判断而言。
一个善良、能干、尽责的妇女在患上抑郁症之后会说自己不如一个事实上无足轻重的人；的确，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患抑郁症，关于后者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
最后，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抑郁症患者的行为举止最终不会和被悔恨与自责以正常形式压倒的人完全一样。
后者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面对他人时的羞愧感，这些羞愧感在忧郁症中是没有的，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并不突出。
人们也许要强调的反而是出现在他身上的另一种几乎相反的特征，那就是坚持不懈的畅所欲言，这种畅所欲言在自我揭露中获得了满足。
因此，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抑郁症患者痛苦的自我贬抑是否正确，所谓正确乃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他的自我批评与其他人的观点吻合。
毋宁说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对自己的心理状况做出了正确的描述。他失去了自尊，而且这必定具有正当的理由。
的确，我们于是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抑郁症与哀悼的类似使我们断定他因为丧失某个对象而痛苦；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指向有关其自我的丧失。
在进入这个矛盾之前，且让我们驻足沉思一下人类自我的构成，抑郁症患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此一问题的观点。
我们发现，在抑郁症患者身上，自我的一部分如何让它自己反对其他部分，批判性地评判其他部分，而且可以说，把其他部分当作它自己的对象。
我们怀疑，这一从自我分裂出来的批判性代理也会在其他情况下展示其独立性；任何更进一步的观察均可确证这一怀疑。
我们真的应该为区分这一代理与自我的其余部分奠定基础。
我们在此所熟悉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良知”；在自我的主要机构中，连同意识的稽查和现实检查，我们应该把它也算上；我们还会得到证据以表明它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患病。
在对抑郁症所做的临床图画中，在道德方面对自我不满是其最突出的特征。
患者的自我评价通常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