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从精神分析关系的私人层面向集体记忆和历史的公共层面的可能转移之前，让我们援引第二篇文章——《哀伤与忧郁》。它很可能比起文章来说表现出更多的对向集体记忆的层面转移的抵抗，因为哀伤很少就其自身得到讨论，更确切地说，很少被视为工作，而是为了更好地洞察忧郁的难题，更多地以对照术语的方式得到讨论。和前一篇文章相互对照一下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术语对照中得到有关哀伤的工作的积极信息。不过这篇文章尤其奏响了千年经验里的深远回音，忧郁千百年来就是沉思的主题和痛苦的来源。
开始的那些保留没有妨碍我们注意到，哀伤——哀伤的工作——首先是作为一个对照性术语使用的，并且假定人们可以直接地理解它，至少第一时间如此。此外，哀伤和忧郁的结对组成一个整体；哀伤变为忧郁的倾向，以及哀伤从这个可怕的神经官能症中抽身出来的困难，都应该激励我们投身于思考，有关集体记忆的病理学和以此方式打开的治疗学前景。
开篇说，“哀伤始终都是对缺失的反应，不是一个心爱之人的缺失，就是代替这个人的一个抽象物的缺失，比如，祖国、自由、理想，等等”。在我们今后将要前进的方向上，一个入口一开始就这样被准备好了。精神分析医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为什么在有些病人那里，我们看到“经历过相同的环境之后，代替哀伤，忧郁”（我自己的强调）产生了。从论证策略的角度来讲，“代替哀伤”（aulieudedeuil）这个表达一上来就指出了我们所对照的两篇文章之间的亲缘性：代替回忆，见诸行为——代替哀伤，忧郁。
因此，问题恰恰在于哀伤和忧郁的某种对立方式，在于不同的情感填充（investissement）在“经济学”层次上的区别，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在于两种工作模式的区别。弗洛伊德注意到的第一个对立是“自我感觉”（Selbstgefühl）在忧郁中的减弱，而“在哀伤中，不存在自我感觉的减弱”。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哀伤中，工作产生了什么？答案是：“现实检验（épreuvedelaréalité）已经表明，所爱的客体不在了，现实要求全部力比多放弃与这个客体的联系。一种可以理解的对其的反抗产生了。”
接下来就是细致入微的描述，关于力比多服从现实的命令所需要的“时间和填充能量的大量消耗”。为什么代价如此高昂？因为“缺失的客体在心理上还继续存在着”。于是乎，为了结算“具体实现现实颁布的每一道命令就是哀伤的工作”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由于回忆的过度填充（surinvestissement）以及力比多对仍然依恋着缺失的客体的期待。
但是为什么是哀伤而不是忧郁呢？是什么使哀伤倾向于变成忧郁呢？“一旦哀伤的工作完成时，自我会重新获得自由并且无拘无束”，这就使哀伤成为一种正常的、尽管痛苦的现象。就此而言，哀伤的工作可以近似回忆的工作。如果说忧郁的工作在这篇论文中占据了一个策略上的地位，类似强迫性重复在前一篇里的地位，那么这也就表明，哀伤的工作，正是作为回忆的工作，获得代价高昂的自由的，不过关系是相互的。哀伤的工作是回忆的工作的代价；而回忆的工作是哀伤的工作的获益。
在从中获得我们想要的结论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忧郁的工作在前一个哀伤的工作中带来的补充教益。我们已经注意到自我感觉（Ichgefühl）在忧郁中的减弱，重新从这里出发，必须说，对哀伤而言，宇宙显得如此空洞贫乏，不同于此，在忧郁中，是自我本身处在实实在在的荒漠中。他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自己的否定、自己的控诉、自己的指责、自己的屈辱。但这还不是全部，甚至都不是主要部分：对自己的责备难道不是用来掩盖对爱情对象的责备么？弗洛伊德大胆地写道，“他们的诉苦就是控诉”（IhreKlagensindAnklagen）。
控诉，可能最终导致对爱情对象的折磨，而在哀伤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追求着这个对象。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在削弱对象填充的同时，控诉更容易在自我中退却，更容易从与他人的不和转变为自我的撕裂。我们不会再跟随着弗洛伊德本人关于从对象爱情退化到原发性自恋，甚至退化到力比多口欲期——包括归入到自恋里的性虐待——的精神分析研究前进，同样也不再考虑忧郁在症状上反转为相反的狂躁状态的倾向。而且弗洛伊德在他的探索中太谨小慎微了。我们仅限于给出以下引文：“忧郁从哀伤那里得到它的一些特征，从自恋对象的选择到自恋的退化过程中得到另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