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四、我为垦区争了光，但是……
有了这次经验，年我又重复了这个试验，并且新增加了“箭叶面积”（小麦植株最上面一片叶子为箭叶）和最上面一节茎“茎秆长度”的测量。因为我认为小麦籽粒最后“灌浆”靠的是这些绿色部分的“光合作用”，所以我以它们的面积大小来探索与“单穗粒重”的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小麦育种主持人老A提出将小麦“南繁”（冬季在南方繁殖）的地点从海南岛改为云南省元谋县。他说根据他调查的气象资料，在云南元谋一个冬季可以种两季小麦，而在海南岛只能种一季。因为小麦“杂交育种”的“后代”必须经过六个生长季，才能使各种性状稳定，从而才能“决选”。以往是每年配置～个“杂交组合”（如想选育既丰产又抗小麦锈病的品种，就用丰产性好的品种甲作母本，与抗叶锈病的品种乙作父本杂交，为一个杂交组合。但其后代有的像母本，有的像父本，有的却具有父母本的缺点，真正具有父母双方优点的极少，且从第二代开始性状分离，到第五六代才稳定，所以要经六个生长季节才能决选。要做大量杂交组合才能增加选出好品种的机率），将种子在北大荒种一季，海南岛种一季，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六个生长季的过程。而在云南元谋，一个冬季可以种两季，则可以将决选时间由三年缩短为两年。
在小麦组讨论时，我十分钦佩老A的这种精神，因此我是最积极支持他建议的。但这也意味着要增加全组的工作量，每年两季“南繁”（约需八个月）至少要去4个人。同时大家也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害怕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第一季”必须由老A亲自去才放心；为了防止万一种两季不行，绝了种，全部种子一分为二，带走一半留在家里一半，并且安排了两季去的人员，没有我。
可是临到要出发了，一天傍晚老A到我家去找我，他说：“我接到通知要出国，去加拿大国际小麦玉米育种研究中心学习考察，你能不能替我第一季去‘南繁’，并且‘打前站’？你若不去，我们这个计划就可能要泡汤。”可我根本也没想过会让我去，因为在我之前像我这样小孩还小（我小儿子9岁）、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助照顾的女科技人员，还没有一个去过南繁的。但当时我想小麦组去过“南繁”的人有好几个，特别还有另外一名主持人老林也是很有“南繁”经验的，而我一次也没去过，他为什么选中了我？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最大信任，而老A的期待与计划可能泡汤的现实，使我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其实我对到那儿应该做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更别说要我一个人先去打前站了。而且这一走至少四个月，把家和三个孩子全部交给姚克一人负担，也实在是够他呛。但为了实现缩短育种年限，为了老A的信任，我只有不顾一切去拼了。
为了抢时间，8月5日我从北京坐三叉戟飞机到了昆明，又从昆明换火车到了元谋，一路上过的隧道山洞比平路还长，修铁路的铁道兵们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他们告诉我，几乎是平均修一公里就牺牲一个人，在昆明到元谋县之间就有4座烈士纪念碑。
到元谋县农业局才知道，去元谋县农场要翻过两座小山包。我又走到元谋县农场，先与农场领导落实了试验用地问题。8月15日贾xx带着种子赶到了，他问我：“划印器做了吗？试验用的木牌子准备了吗？”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做这些呢！幸亏有“南繁”经验的小贾帮助了我才没有耽误播种。
8月22日那天农场的钟队长带着工人来了，他们把地整成一个一个的水平池子，（即畦田）池子之间是人行道。他说：“播种吧！”我一看说：“不行！”我想起临走时小麦组的人嘱咐我：“一定要起垄种在垄上，千万不能种在池子里，不然会被水淹的。”我说：“一定要起垄种！”他质问我说：“是你懂得我们这儿，还是我懂得我们这儿？”和我吵的最厉害的是女副队长，她几乎要把我吃了。她说：“咱们队长种地这么多年，不如你们懂我们这儿的土质和条件吗？”经他们这么一说我害怕了，这么多年以来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一直是我思想改造的重点，我怕再被扣上“不向工农群众学习，看不起工农群众”的帽子，就按他说的全部种成了畦田。
天不作美，播种后第二天半夜，一场大暴雨把整个试验地淹了。我和小贾，天一亮就顶着雨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抓紧挖小沟排水，以后又要把被暴雨打的已经板结的土壤表壳用小钩子一寸一寸的进行疏松，可是有两个池子的水怎么也排不出去，水面一直有一公分多高。种子出苗时，虽然大部分出的不错，可是那两个池子虽然没有水了，但也没有苗，我不知道该怎样向课题组交代？我担心种子已经毁了，赶紧给小麦组写信做检查，并且为了及时和组里取得联系，我每个星期都给组里写一封详细汇报信，汇报我们的试验情况。
八月底第二期播种期到了，仲队长不再和我争辩，老老实实地和工人们帮我们修一块块小台田。播种后当把水放进沟里时，我又傻眼了。一是各个台面不等高，结果有的台面被水淹了，有的台子水只到底部；二是当地的土壤虽是沙性的，但极细密，水根本不可能从台田的四周渗进台田里。我和小贾又只能用脸盆一盆盆的往台面上浇水。
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我们第三期播种改成了畦台式，就是把整个地做成几个大畦，四面用土作围墙，中间做成一排一排一米宽、四五米长、约15公分高的台田，在南面的几排台田和北面的几排台田之间，是60公分宽的观察道，又是放水的渠道，种子种在台田上。当需要用水时，把水库的水从畦田东面正中打开进水口，把水沿中间的放水道引进来，流入各台田间的30公分宽的沟里，一直放到水位比台面高出1-2公分、保证台面上的土吸足水了，再打开西面围墙中间的放水口，把水全部放出去，这样既保证能浇上水，又不会被水淹。非常成功，播后三天就出齐苗了。后来在那里“南繁”的其他单位，也有的学习我们这样做的。
让我惊奇的是，原来被水淹了没出苗的那两个池子居然又出苗了，而且长得很好，这样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那两个池子的种子“休眠期”长，才刚刚睡醒。当地的小麦都是九月下旬才播种，我们竟提前了一个月，正赶上气温仍是很高的时候，当地的老农指着我们的麦子说：“看吧，最多长20公分就该抽穗了，穗子比苍蝇脑袋大不了多少！”老农的话是有道理的，小麦生育前期需要低温，一方面长成繁茂的植株，一方面孕育出大的穗子。我们就想办法延长小麦的营养生育期，每星期追一次肥，灌一次水，松一次土。最终我们种的小麦都在一米高以上，大大的穗子，饱满的子粒，十分诱人，各试验点的人都到我们地里参观，找我们要种子。
这次播种以后，大部分到元谋“南繁”的科技人员（有青海、甘肃、内蒙、北戴河、宁夏等十几个科研单位的）都出去玩儿了。有著名的云南“石林”风景点，有大理的“蝴蝶泉边”，还有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可是我和小贾不敢去，因为他们是只繁殖一季，种子还没出苗。而我们种的既有繁殖一季的（正常季播种的），也有繁殖两季的（八月下旬种第一季，收获后十二月初种第二季）植株已经很高了。我们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它时间都长在地里了。我们天一亮就下地，或除草施肥或松土，到晚上7点钟食堂开饭才离开地，心里想的“就是拼掉几斤肉，也不能让麦子再出问题。”可是我们来“南繁”的“种子检疫”手续，本该播种前就去云南省农业局办好的，但为了抢播我们只有播后再去昆明补办手续，于是我和小贾去了昆明，（昆明到元谋坐火车7小时，每天一次）面对这最有名的“石林”景区的诱惑，我俩也没敢去，第三天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内蒙的科技人员在路上遇上我们，跟我们开玩笑说：“快回去看看吧，你们的小麦坏了。”吓得我们信以为真，下了火车没敢回家，直奔试验地。一位内蒙“南繁”的人问小贾说：“老崔是不是省劳模？”小贾说：“不是。”那人接着说：“这要在我们那儿，像她这样干法，早是省劳模了。”小贾把这话告我，我心里只能是苦笑，因为在此之前，我连小组的先进工作者都一次也没当过。我只祈求能保佑我们的麦田平安，顺利完成“南繁”任务，回去不受责备就够了。
11月26日老A赶到了。为了保证能在12月5日播上第二季，我们天天日夜加班，突击收获麦子。按照老A提出的意见，我们买了长长的黑布铺在水泥地上，利用黑色能吸热增温的特点，把收获的植株放在黑布上晾晒，以完成种子后熟。但是5日因种子没完全晒干不能播种，老A照顾我们要我和小贾先走，由他们第二季的人负责播种，但同时他提出要我去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农学院“引种”；要小贾去贵州省农科院和河南省农科院“引种”。这一年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一年一地南繁增两代”的设想，加快了育种速度。
但也正因为我去“南繁”走了五个多月，小麦“原始材料圃”的“考种”全部是由小韩带领工人完成的。试验材料的计算总结，还有小麦“株高”、“有效小穗数”、“多花性”、“单穗粒数”、“千粒重”、“剑叶面积”、“植株最上节茎长”与“单穗粒重”的“相关系数”计算，全都要在春播之前的三个月内完成，可想而知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活过来的。这年底我破例第一次被评为小组先进工作者。
为了增加试验的可靠性，年我又重复了上述试验，又是算了几个月才算出结果。可是恰好年在我们地区的气候是小麦丰年，年是小麦平年，年是大涝年，每年我算出来的“相关系数”又都差不太多，呈现同一趋势，我太兴奋了，说明我的试验结论是可靠的，我便写成了一篇题为《对提高红兴隆管局地区小麦品种丰产稳产性问题的几点探讨》论文。我利用“库源流”的理论，即小麦种子是“库”；要把仓库装的满，又要仓库多，就要有东西来“源”，即那些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部分要充足，所以要有足够的“植株高度”、“最上一节茎”的长度、“剑叶面积”和小麦的“穗长”；它们制造的养分通过“流”输送到“库”。我把不同年份三年计算的“相关系数”，又按品种“成熟期”长短，分为“早熟”和“中熟”两个组再算一遍，结果仍然得到了同一趋势，即小麦产量的高低与“小麦穗长”、“单穗粒数”、‘多花性’、“箭叶面积”、“植株最上节茎的长度”呈“高度正相关”，与“植株高度”呈“中度正相关”，与“千粒重”呈“低度正相关”。
我把我写成的论文拿给了我心里崇敬的三位专家看，他们是小麦育种专家老A，玉米育种专家老陶，红兴隆农管局农业处宋处长（他是北京农业大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请他们给我指点。我首先拿给我们小麦育种课题主持人老A看，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发动全组的同志也用他们的材料算一算，是否也是这个规律，然后用来指导科研。可看完后他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发现的这些规律，是早已被大家都知晓的规律呢还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新兵，来科研所快十年了，也从未听他讲过我们的“育种目标”在田间选择时要注意选择什么样的。是因为“文革”中他被批判走“白专道路”，而从此对理论研究有了戒心呢？还是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原因呢？
事实上，后來我们组的老胡，用他搞小麦区域试验的数据算出了与我近似的结果;搞小麦鉴定圃的老朴在那儿喊：“怎么算啊？我不会呀！我这数据谁要谁拿去吧！”我本想拿她的数据也算一算，但看主持人老A的态度，我没敢动。
年2月黑龙江省种子协会下发通知，将要召开全省种子系统（全省各育种单位、各试验站、种子公司和与种子工作有关单位）的学术讨论会，暨论文宣读会。研究室副主任、*支部书记老L在会上宣读了这个通知，然后问：“看咱们派谁去啊？”没有人说话。当时既是副所长、我们研究室主任、又是我们组课题主持人的老A也没有说话。这时看过我论文的另一个研究室副主任、玉米育种专家老陶说：“崔港珠不是写了一篇论文吗？我看挺好的，让她去吧！”于是正式决定让我去，并由我带去了老陶、小胡写的两篇论文，在会上代替他们宣读。可是通知上明明写着每份论文必须打印份带到大会，而我3月1日那天只拿着手稿去了。
大会分为“育种组”、“良种繁育组”、“种子检验检疫”和“种子保管”四个组，要求先在各小组内交流，然后每一组选出五篇优秀论文在大会交流。当我走进“育种组”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围着会议桌坐的那三十多人把我震住了，其中黑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就有十多位，东北农学院和克山农科所的专家也有一大批，像我这样来自地区小农科所的只有黑河农科所、合江农科所的四个人，而我们农垦系统的只有我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许子彬副教授，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家争先恐后地宣读自己的论文，我几乎没有了勇气，是在最后宣读的，然后我还代替老陶、小胡，宣读了他们的论文。最后全体到会人员投票，选出五篇优秀论文去大会宣读。没有想到处在劣势地位的我竟被选上大会了。
大会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当我拿着手稿在讲台上讲起来的时候，由于大家手里都没有我的论文打印稿，所以只能抬头听我讲，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主持人说话了：“打断一下啊，下次再拿手稿的不许上大会，下不为例！”我真幸运。我接着非常熟练的把我的论文讲了一遍，而不是读了一遍，因为它是我多个日日夜夜辛苦的结晶，都在脑子里，不需要照本宣读。我看着台下观众来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