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八章重新开始，让生命继续闪光
一、为什么我以前不招人待见？
审视过去，由于在“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的影响压力下，我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变成一个永远都不会笑、总是一脸严肃、一本正经的人。脆弱的神经好像沾了油，一点就着火，使别人不愿意接触我，这固然是一个根本原因。但我性格上太认真，尤其是对领导，从不注意说话方式方法。记得我要求调入情报资料研究室时，原来的该研究室主任、现任科研所党委书记李兆融对我说：“我跟你们研究室L主任了解你的情况，他说，‘小崔，我们育种室有名的小辣椒！得理不让人！她的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你们敢要她吗？”当时我心里想：“为什么他没有理反要别人让他？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讲道理吗，而老L是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室副主任，却让我一个党外人士、普通科技人员让他，他也说的出口。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为什么我认真反而不对呢？”过去，我受极左思想影响太深，是完全催毁人性的，我自以为这是革命性强、斗争性强，是为了搞好工作，其实伤了领导的心。我的自尊心要别人尊重，领导的自尊心更强，更需要别人尊重。没办法，性格决定命运，这也许是我这些年来倒霉的重要原因吧！
想起年冬生第一个孩子，婆婆到佳木斯伺候我坐月子，我们婆媳第一次单独相处。由于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老人的心里，由于我不懂好强的婆婆是爱听两句好话的，我一切都直来直去，结果闹的婆婆还没等我过满月就非要走。许同霖大哥劝我跟老人认个错，我却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自认为我做的都对。他说：“要不你跟老人说几句好听的话。”我说：“我不会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是许同霖大哥一字一句地教我，我照着他教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才把婆婆留住。多年以后，我的婆婆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她跟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心眼好，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笨，不会说好听的话。”
又想起我在科研所当职工代表的事。那一年科研所成立职工代表大会，要求各研究室选一名能代表职工意见的职工代表作为“职代会”的常设代表，能经常地把职工意见反映上来。也许是因为我平时好仗义执言，研究室和试验队的干部工人，全部都选我当职工代表。偏偏年全所实行“有偿技术服务”，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去从事技术服务搞“创收”，然后所里按照一定比例发给科技人员做奖励，结果那一年农机研究室的科技人员比农业的科技人员多收一大截，而且分配比例他们也比我们高好多，于是许多人向我反映意见，让我在“职代会”上提一提。年全所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金士远副所长宣读了由他们领导制订的、没有经过全所职工讨论的《科技人员创收奖励新政策》，在创收奖励分配比例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比例，我就马上举手发言，我说：“我们并不想从农机室人员的口袋里掏钱给我们，我们只要求把我们自己应该得的那一份给我们，你们听听职工们是怎么说的吧！”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用钝刀子割肉是割不出血来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教导，因此我一定要用快刀子让他们感觉到痛，他们就会改的。所以我把职工说的那些最难听的话，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这时会场有些乱，金副所长说：“这个文件我们就算原则通过吧！”我说：“不行！修改完再讨论。”大会不欢而散了。
散会后几天，当时任科研所党委书记的相金勇，找到姚克对他说：“老姚，劝劝小崔吧！你看这个大会把所长气的说不出话来，把李书记气得满嘴起大泡，我也犹如鱼刺卡在喉咙一般。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人吃药为什么爱吃包糖衣的呢？因为包糖衣的药不苦，一样治病。”
当姚克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终于懂得了提意见要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原因，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学“过河要有桥”的道理，但终没有人们爱吃“包糖衣的药”这么形象，因为我常吃药不过河，所以才这么让我开窍。但是这辈子恐怕我也学不会给苦药丸包上糖衣的技术。我这个育种室有名的“小辣椒”，我只能在做辣椒这个菜时，把“辣筋儿”尽量多去掉一些，使人们感到不那么辣的受不了。
但是遇到气头上，我还是控制不住。以往，我曾多次以那种方式给育种室L主任提过意见；年初我要调离小麦组的时候，老A对我说：“你要走了，你是不是还有入党的愿望？如果有的话，我们支部马上研究解决一下。”
我心想我在小麦组工作了十六年，我与你几乎天天在一起，我的一切行动你比谁都清楚，我从第一年就交了入党申请书，你却从来没有为我入党的事而和我谈过话，现在我要走了，你却来了假慈悲，让别人以为我临走还向组织要什么。因此我就说：“谢谢！我虽然一直想入党，但绝不想趁调转之机捞稻草！”他又说：“不是说你想要什么，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解决。”我说：“不必了，谢谢”，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事后我想，我的话一定又刺伤了这位老专家，也许人家是真心的呢！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以后必须切实注意改正我这坏毛病，只图嘴上舒服了，结果嘴上争赢了，却什么都输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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