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第一哲学家
“精神父亲”缺失才是恋母情结的本质！人的人格精神结构是先天的，按照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后天的一切成长活动不过是先天精神人格的展开，而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个性化过程。个性化受制于社会化但又必须超越社会化的约束，以寻求到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达到超越个人而融入集体无意识。“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核心概念，这大概与弗洛伊德出身及与父母的关系所决定，在荣格看来恋父恋母只是现象而已，其本质是儿童情感与精神世界没有脱离父母而完成社会化的独立，停滞在童年时期，情感与精神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仍然处于对父母的过分依恋中。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带有女性特点的自恋型文化，弱化了父性的粗犷野性和刚性，成为中华民族人格障碍的广大土壤。而荣格家中7位牧师（包括他的父亲）的现实，使得荣格特别重视精神父亲的重要性，而荣格有自己的精神父亲。从这样的背景出发，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荣格提出了自己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恰恰是精神的综合，所以没有固定绝对通用的治疗方法，必须因人而异进行治疗。在荣格心理学中，人格作为一个整体就被称为精神（psyche）,这个拉丁字本来的含义就是精神（spirit）或灵*（soul）;精神包含了所有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无意识的。他认为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人并不致力于完整，他本来就是完整的，他生来就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的完整的人格基础上，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多样性、连贯性与和谐性，小心警惕着不让它破碎为彼此分散、各行其是和相互冲突的系统。分裂的人格是一种扭曲的人格，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帮病人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完整人格，强化精神以使它能够抵御未来的分裂，因此对荣格来说，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恰恰是精神的综合。一份《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报告》中说：“我们试图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下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症状。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人们采用精神分析来解决内心冲突，它们是儒、释、道是中国人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