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4/13 13:45:00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Eitin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评论。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co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地反复地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编辑：李宇鸿初审：顾聆潇，王泽其，李宇鸿终审：彭敬胜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