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预言家的神经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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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病人有意识地生活在目前大众能够保持无意识的状态中而预言了我们的文化。神经症患者被命运赋予了卡桑德拉的角色，当阿伽门农带着她从特洛伊返回时，卡桑德拉坐在迈锡尼宫殿的阶梯上徒劳地呼喊：“哦，她的命运是这晚风的纯歌”她知道，在她不幸的生命中，“如洪水泛滥的悲歌就是孤独”而她必须遭受如所看到的将发生在那里的厄运。迈锡尼人说她疯了，但他们也相信她说的的确是事实，相信她有预言的特殊能力。今天，有心理问题的人在其血液中也背负着我们时代冲突的重负，并注意要以其行动与挣扎，预言那些此后将在我们的社会中全面爆发的问题。
这一论点最初和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战”前二十年，弗洛伊德在其维多利亚时代的患者身上发现的性的问题。这些性的问题，甚至是相关的字眼都被当时社会否认和压抑了，而这些问题却在“二战”后的二十年大规模爆发出来。在20世纪20年代，每个人都专注于性及其功能。没有人会说是弗洛伊德“导致”了这情形的出现。更确切地说，他是通过患者所呈现的信息反映和解释了社会的深层冲突，这些冲突在“正常的”社会成员身上被成功地压抑了而尚未表达出来。神经症患者的问题是无意识转化为社会意识的语言。
第二个不太起眼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患者身上的大量敌对情绪。霍妮写到过这种情形。十年之后，它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现象而更公开地、更广泛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
第三个主要的例子可以从焦虑问题中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有些心理治疗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注意到在我们的病人中，焦虑不仅仅作为压抑或病态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普通的性格状态表现出来。我、贺巴特.莫瑞尔以及其他人对于焦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时，美国除将其作为病理性症状研究外很少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