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佛洛依德对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益发教条化。
这个曾经将此研究探索至最深处并最能得其底蕴之人，竟然在往后的人生中彻彻底底地否认它的存在。
在此过程中，他同时也否定了他的女性患者。
虽然他仍继续将焦点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却不再认同女性真实经验中被剥削的本质。
如此顽固的坚持使其理论更加扭曲，他坚决主张女性想象并渴望那种受虐的性关系，虽然她们嘴里抱怨着。
如果知道佛洛依德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许就能理解他何以彻底改变立场的本质。
如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就表示要认可女性和儿童所受到的性压迫有多沉重。而唯一有可能对这种立场给予知性上之肯定与支持的，就只有当时正在萌芽中的女性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正好严重威胁到佛洛依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
要让佛洛依德这种*治信仰和专业野心的人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
既然势不可挡，他选择立刻与心理创伤研究和女性划清界限，转而发展出一套人类发展理论，而女人的低下与虚假正是其学说的基本观点。
在当时反女性主义的*治气候下，这个理论遂得以成功并枝繁叶茂。
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欧。
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她显然仍病了好几年，但最后她康复了。
这位曾发明“谈话治疗”的沉默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
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论文《女权辩护》译成德文，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
她使用本名伯莎·帕彭海姆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
在漫长而成果丰硕的生涯中，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义组织，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
她的奉献牺牲、无穷精力和力行承诺是充满传奇性的。
一位同事如此描述她：
“这个女人体内有一座活火山……她为受虐妇女与儿童而奋战，就如有切肤之痛一般。”
当她过世时，哲学家马丁·布伯如此赞颂她：
“我不只钦佩她，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敬爱她。有些人拥有高尚灵*，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但这两种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少，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和无限热情，而其中最少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的女性。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见证其不朽的存在。”
在遗嘱中，她希望那些来到她坟前的人，能放上一颗小石头。
“如同给了一个无声的承诺……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无畏地勇往直前。”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心理创伤存在的事实再一次逼使大众不得不面对。
在这个长期消耗性的战争中，四年内死了超过万的男丁。
当此大杀戮结束后，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许多西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为之动摇。
其中一项遭受战争蹂躏而幻灭的假象是：参战是男人的至高荣誉。
连续暴露在战场战壕沟之中，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使得面临精神奔溃的*人数目大增。
受困的绝望、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还要被迫目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无任何得救的指望，这一切使得许多*人开始表现得像个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
他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他们僵住而无法移动，他们变得沉默而无反应，他们失去记忆和感觉的能力。
产生这类精神症状的*人数目是如此庞大，以致医院以容纳他们。
根据一项估算，精神崩溃患者约占英国战役伤亡人数的40%。
*方则企图封锁有关这些精神患者的报告，因为担心这会严重打击大众的士气。
刚开始，那些精神崩溃症状被视为有生理性成因。
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检验了最早的几个案例，将那些患者的症状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并称此种神经性障碍为“炮弹冲击症”。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很快就发现这些症候群也会发生在那些未曾暴露于任何生理性创伤环境中的*人。
渐渐地，*中的精神科医生不得不承认，“炮弹冲击症”的症状是心理创伤引起的。
长期置身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已足以在男人身上引发类似歇斯底里症的神经症候群。
一旦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存在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焦点就从医学争议转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就像当年对歇斯底里症的争论一样。
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
那些产生创伤神经性官能症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的低等人类，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诈病者和懦夫。
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是“道德残障者”。
一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作病患，应该将他们交付*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
传统主义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耶南。
在其年所著论文《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碍》中，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威胁和惩罚的治疗策略。
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感官知觉丧失、肢体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
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那些表现出“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的患者则以*法审判威胁之。
其中有个案例是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他喉咙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
而在电击的过程中，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
“记住，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雄，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控制的。”
相反地，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人身上。
他们提倡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
里佛斯医生就是这种较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他是一位全才的知识分子，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
他最有名的病患是一名年轻的*官西格佛里德·萨松，他以骁勇善战和所著的战争诗歌而闻名；但后来以*人身份公开支持和平参加反战运动并谴责战争，则让他变得声名狼藉。
他在年写的《*人宣言》，内容读起来就像现代的反战宣言一般：
我做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故意来藐视和挑战*事当局的，因为我相信这场战争是被一群其实有能力结束它的人刻意延长的。我是一个*人，我坚信我的行为以*人的利益为依归。我当初投入的，是一个为了自卫与自由解放的战争，但我认为，这场战争如今已变质为侵略与征服……我眼见并忍受*旅的痛苦，而我再也不愿意参与延长这个痛苦，因为我相信其结果是罪恶且不义的。
由于担心萨松会因此遭受*法审判，一位也是诗人的*官同僚罗伯特·格雷夫斯安排他住院接受里佛斯的治疗。
他的反战声明因此有可能被归因于心理异常。虽然萨松并没有真的精神崩溃，但的确有格雷夫斯形容的“精神状态不佳”。
他会慌张不安、暴躁易怒、受噩梦所折磨。他冲动的冒险行为和鲁莽地置身于危险之中，为他赢得“疯子杰克”的诨名。
以现今的标准看，这些症状毫无疑问地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
里佛斯企图用治疗萨松的这个案例，说明使用人道文明的治疗方法比那些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得多。
所有*事医学的治疗目标就是要让伤员能重返战场，里佛斯并不质疑这个目标，他只是为一种谈话治疗的形式之功效辩护。
他不用羞辱的方式，而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萨松；他也不用压制言论的方式，反而鼓励萨松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恐怖。
萨松的回应是充满感激的：
“他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他似乎了解我的一切……我愿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佛斯的谈话录音。这段记忆是我的重要资产，一位如此伟大良善的人，给了我如此多的友谊与引导。”
里弗斯对这位著名病患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成功的。
萨松公开推翻他的和平反战宣言并再度投入战场。
纵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依然这么做，因为他对那些仍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感，因为他没有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愧疚感，也因为孤掌难鸣无力回天的绝望感。
里佛斯经由对人道治疗的探究建立的两项原则，其后被美国*方精神科医生在下一次大战中奉为圭臬。
首先，一个素来勇敢飞凡的人，有可能在无法抗拒的恐惧中屈服。
其次，要克服这种恐惧最有效的动力不是爱国心，不是抽象理论，也不是对敌人的怨恨，而是一种更强烈的东西：战友间生死一命的患难之情。
萨松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但就像许多罹患战场神经官能症的创伤患者一般，注定会在余生中不断再现战争的痛苦。
他献身于写作和不断改写自己的战争传记，以保存对阵亡者的怀念，并推动和平主义的理想。
虽然已从“精神状态不佳”中完全复原，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但他脑中仍不断萦绕着对那些没有他这么幸运的人之怀念：
炮弹震撼着。有多少这样短暂的炮击，却留给创伤患者心中永难磨灭的余震；有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间被死神带走。最可怕的时刻并不是发生的当时，而是现在；现在，在噩梦中狂乱窒息时，在四肢麻痹瘫痪时、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而最糟的是，他们原本拥有的雄伟英勇、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高贵特质也全都瓦解了——对那些高尚杰出的人而言，这就是炮弹震荡出的难以启齿的悲怆……这些*人以捍卫文明之名成了殉道者，但他们的殉道不是一场丑陋的骗局，还有待文明进一步证明。
战争结束后没几年，医学研究对心理创伤这个主题的兴趣再一次消散。
虽然仍有为数众多的慢性精神病医院的一角，但他们的存在已成为社会亟于忘却的尴尬事。
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卡迪纳，于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佛洛依德。
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
“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
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私人诊所，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
他同时也到退伍*人署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患者。
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而深感困扰。
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色的患者。
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他奇怪地说道：
“但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
这位患者却回答：
“不过你真的试了。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年了，他们从来连试也不试，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但你不一样，你在乎。”
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无止尽的梦魇”（贫穷、饥饿、被忽略、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也给了他对受创伤*人感同身受的能力。
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想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但最后都以失败而放弃。
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就像前辈里弗斯）成为人类学者。
他并于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杜·博伊斯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个人及其社会》。
直到写完这本书，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究。
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
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间歇性失忆症：
过去25年来，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一直沉浮于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常